余读《五代史》，至石氏时，兵力微弱，何其甚也！盖自阿保机以来，契丹益大，控弦百万，有凌蹂中国势。故其喜则藩镇为天子，怒则人主为匹夫。方其盛也，尝长驱京师，税驾宫阙，被帝服而朝群臣矣。然地非其据，终不自安。既而关河郡县，皆闭垒而为敌国，而德光亦以病死，其得势如此，而犹不能自立于中原，亦见敌之易与也。虽然，御之失其道，则宦官女子尚能搆天下之祸，况劲敌乎！使少帝用桑维翰之说，劳谦屈己，以安中国，则晋之社稷，可以无患。而不忍一朝之忿，轻违先帝之盟，虽欲不亡，何可得哉！昔周襄王不能号令天下，而取资于外敌以伐郑，故后世终失其国。晋高祖本强人也，急于安身，而不知万世之大计，是以轻召外援，而祸移于爱子，割地啖敌，而衅流于无穷。然则定大策，制时变，非明君贤臣，其孰能之！彼斗筲者，何足算也。

臣晁补之谨斋戒择日，昧死上书皇帝陛下：臣穷年抱经，志愿局促，绿衣纻絮，多学无益。窃甘野人自曝之温，辄昧广厦重裘之燠。退无尸祝尊俎之位，进干庖人操刀之职。不计僭越，冒言天下之事，陛下赦其狂瞽，而矜其市井草莽有介然之心，一赐察省，天下幸甚！天下之治，莫大于制礼作乐。而臣之愚，以谓二事有在于施设之后者。其所先举者以定，天下晏然，则礼不制而备，乐不作而洽。凡此所缺，特北胡一事而已。臣思之至深，以谓陛下神道设教，纪纲既正，天下大定，燕居而高拱，百工安职，四民乐业矣，而不能无一朝之事，或经圣虑者，庶几在此。乃臣之狂瞽而深思所至，有取万一，则臣区区穷年抱经，志愿局促，犹不为绿衣纻絮、多学无益。夫岂惟天下幸甚，臣之师教臣亦若此也。北胡猖狂，敢冒故疆，使天下百年有为，兵不得藏。今四野肃清，边不告遽，而缙绅先生、四方寒士，或北首愤悱、争道利害者，非愿于太平无为之时生事觅功，特以中国之地、前王之旧，有未复而已。献言陈计者，踵相接于国，陛下优而容之，如假种借耕，久贷不偿，亦不以券责，岂非周慎再思、万举万全，以谓「将欲取之，必固予之」，不欲以所重试所轻哉！内治未具，不遑外忧；心腹既宁，手足当治。以今准昔，莫利此时。置而不念，何以异夫宿雨坳池、科斗所泳，不以时去，设不害事而蛙黾日暄，乃臣之所愿为陛下深思者。特曰：以中国之师，责中国之地，得地而师解，不为无名。如此而已。陛下知兵之道愈于黄帝，复古之功过于宣王，披图在目，长想远虑，则穷发龙堆，蝼蚁藏情，不待前箸。而臣私忧过计、窃不自揆，忘己之愚，不敢胶柱鼓瑟、御马以书。陛下一发天光，使得竭忠，则言而有罪，非臣所敢避也。夫北胡之盛，莫盛汉唐。而所以制胡，亦汉唐为得。三王以前，事则经见，战国之际，人自为防，遍举悉数，则孰与四库之书终始为备，百执之谋同异致详，故臣辄皆置而不论，论汉唐之所以制其彊者。其彊可制，则方其弱时不论可知。汉病匈奴，唐病突厥，至于畿内鸣镝，渭桥按辔，后宫辱于毡裘，宗室降于绝域，其形如此之逼也。然而列五单于，灭两突厥，擒回纥，制延陀，漠南塞北皆汉之赋，卢龙、松漠皆唐之府。臣深思至此，然后知北胡之盛虽莫盛汉唐，而所以制胡，亦汉唐为得也。冒顿、乌维，力足以弊汉，而武帝雄才，数战不倦。匈奴绝幕，自以汉不能至，而汉率二三岁一出，或二千里不见一人，故匈奴至于孕重堕殰，罢极苦之。夫搏鼠当庭，善遁易失；灌垣熏穴，则生无聊赖。故欲战在我，则不欲战在敌，此其情自昔然也。颉利、突利，进如飙风，而太宗知兵善战，虏在其术中而不悟。两阵驰语，二主坐携，六骑临水，群酋夺魄灵朔之境，曰：「我将灭之」！命有司更所与书为诏若敕。思摩孱懦，至感恩流涕，愿为一犬守吠北门，盖五十年无突厥患。臣尝壮二主，以谓得一时之权。置三王之事，则汉唐之事犹在中策，何遽无策乎！今臣又计之：耶律虽桀骜，其彊亦未有以过匈奴、突厥者。陛下神武不杀，高越前世，制之得术，可使绕指，惟上之命，何至越百馀年而不暇营哉！臣请为陛下言契丹可取之形五：古者，北胡无大君长，种落部族不相统摄，捽搏斗击，彊者为制，往往而聚者，百有馀戎。胜不相推，败不相爱，尺地一民，不自保而有也。无城郭邑居，故其民迁徙难制；无耕田作业，故其人食足不劳；无文书约束，故其人一而易使；无营阵行伍，故其人战自趋利。彼以其智力之全，不治四者，而一之于鞍马射猎。中国亦以其智力杂治四者，日夜不息，而以应戎狄之至闲，故其自视，常以无法胜中国。利则乌合，噪而从人；不利则云散四去，欲追无所。自冒顿尽有北垂之地，胡人始不安其旧而有侈心，尺地一民，皆欲保而有之，不能去也。其后，卫律教单于穿井筑城，治楼以藏粟，或者以谓胡不能守。降及唐世，尤以合中国之好为重，至佩印绶，服爵命，废一置一，皆决于朝廷。亡虏之在中国者，或乐而忘归，胡人自是益杂中国之俗。乃臣以今料之，则卢龙、范阳中国故地，又非特如此而已。城郭邑居、耕田作业、文书约束、营阵行伍，四者皆因汉俗，而胡无一焉。杂处而交，治欲其胥，而胡不知彊勉之难堪。此其可取之形一也。冒顿、乌维，伊种皆席匈奴之始彊，能以其力为中国患。武帝中年力尽于北胡，而朔方之患无岁无之。然匈奴卒不能踰塞而南，以有汉尺寸之地；而阴山草木茂盛，单于之所依阻者，汉辄夺焉，匈奴失阴山之后，过之未尝不哭也。颉利、突利、延陀之兵，皆号精悍，数入寇唐。一旦至渭上、薄畿内，唐亦以其南征北伐之馀，力完不弊，日削月剥，至夺之地而隶都护府，不敢辄怨。盖未有坦然肆志，窟宅中国之地、臧获诸夏之民如耶律之侈者。臣尝计之：其君亦非有冒顿、颉利等辈沉毅雄勇之姿，阿保谨特有天命，而德光之暴，以谓晋之立自我，晋亦不胜其德而屈之。骄子不制，日益侈大，割地弗厌，至践中国。此如黔中之驴，土所不产，方其一鸣，虎为远遁，而其技止此，亦足悲也。夫人之情，胜则骄，骄则不自彊。乘秋未霜，则水滨之腐草犹足以争明于阴夜；天寒既至，万物将肃，则莫或使之一夕而零，其理然也。璟与明与贤，皆柔懦不事事。隆绪称多谋，不能复振焉。宗真好乐，两母争权，至内相残。当是时，皆有可乘之隙而中国不取，迄于今四十年。彼其君苟非有过人之才，臣知今日之治与璟、明、宗真未大异也。夫知敌之主、知敌之将，则每战不殆。彼曲我直，我整彼乱，此其可取之形二也。石氏之割地，当其需人之力，制命在外，无以异于晋惠公河外之列城买人而已。无积仁累义之资，一朝而有天下，举天下之大，偲偲然常恐其不能守，何暇重割地哉！穷室之人，骤获千金，不能经营，贩夫孺子皆得以起而制其弊。富家巨室，力足以仁其四邻，则四邻之外所衣食者犹我有也，尚谁得而啬之哉！石氏既亡，京师不守，中国为之一虚。当时人君，内忧其腹心，外病其四邻，中国狼顾自救之不暇，故胡人得以窃计其不及图己，而跳踉虚喝，求以坚中国不动之心。至于柴周，天下小定，以其享国之日浅，乃能用一朝之议，一战而胜，以复三关。由是言之，胡虽彊，中国虽积衰之绪，犹足以胜之，况治朝哉！耶律明时，胡已浸盛。柴周之取三关，盖人有告之者，曰：「此本汉地，何惜之有」？然则彼其平居骜然不顾，跳踉虚喝，岂固敢吝其非己有之分，为所常守之资哉？求以坚中国不动之心而已。今国家百年太平，而陛下神武不杀，高越前古，心有所怀，威动万里。柴周叔世，臣岂敢议？然以今天下言之，运偶圣人，时在千一，富万柴周，力万柴周，将贤则万柴周，士勇则万柴周，断而必行，鬼神且避，以慑小寇，势易破竹。此其可取之形三也。太祖龙兴，不折一矢，不驰一马，而有天下，天下稽颡而称臣，五国委命而下吏。夏商之兴，莫若此之捷也。当是时，举中国之兵十二万而已。太宗皇帝继以神武之资，经营四方，至于大定。并、汾之讨，师久于外，虽迄奏功，然仓廪之羡、士卒之锐，殚惫于河东。太宗为社稷长虑，慨然太息，有恢复心。士不弛弓，马不解勒，倍道兼行，越数百里。一日出塞，金鼓之声如在天上，虏不素备，而燕城遂围，分军收城，所向辄靡，天下以谓遂无胡矣。幽燕之人，老弱登埤而望，乘舆无意复战。虏之计，自谓力不足抗，乃为先声，张言兵至号五十万。太宗重爱民命，不肯以力服虏，欲退脩德以怀之。而师久翱翔，士马南首，亦有怠意，几举而舍。燕既释围，而诸将所下，辄复为胡。盖臣闻之，城中有谋执其帅而降者，王师既还，莫不泣下。虽然，胡人自是始有疑中国之心。四方已定，中国厌兵。景德之役，乘中国不虞，大举来寇。章圣北巡，天意助顺，彍弩窃发，遂陨达览。虏相顾自失，屈首请命，亦无复斗志。当时之议，以谓乘胜席卷，两翼遮前，大军从后，可使无遗噍。而天子嘉其既服，亦弃不戮，虏始痛自惩艾，以谓中国不可得而侮也。夫太宗以收并、汾之馀力，计议无素，仓卒北狩，然而一举几复。章圣以寇出不虞，至犯辅郡，出师逆击，然而一战遂却。况今陛下席祖宗积累之旧，虏不加彊，而中国之盛则倍前日，肉食之谋，刍荛之言，垂数十年，已审已备，计成而动，何虑不获！此其可取之形四也。太祖神武，有希世之谋，御将训兵，临机料敌，出人意表，举天下之众，宰制役使，如视婴儿。尝谓：「胡人之众不过二十万。吾以十缣购一胡，二百万缣足矣」。以太祖神武，左右之将不减卫、霍，灭越、灭吴、灭江南、灭蜀、灭河东。天下已安，四方之金帛充于内府。士卒平居无事，奕博超距，志意无所骋。当是时，中国特不举，设有为，虏孰能禦之者！天下百年无水旱兵革，法度致脩，人物阜安，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，山积水委，汉唐所无，则成太祖之志，臣以谓固在于今日。陛下建学设科，使为士者知兵；颁教立法，使为兵者知战。十有馀年，墯慢疲软之气既复拯矣，而坚甲利兵羡于四边，偏州小戍不移而具。臣窃以北道三数者言之：通都要路，一库之藏足以衣被十万，况济之以大司马之备也。骠骑西征，艑师南略，河隍六城、交州九郡归命内附，而飞挽之烦不及于边民，此其美，古未有也。举事动众，宜百日之费者，今千日之费不忧乏；宜百金之赏者，今千金之赏不忧匮。盖非徒以厚费重赏为得也，要以为前世之所不为者，知今日之能为之而已。顺流建瓴，如风靡草，以临不加彊之虏，此其可取之形五也。兵法曰：「形，兵之极」。陛下亦既知形，则不图而何待？臣请为陛下言所以入胡之策。夫欲兴大事，所病者兵不众、食不充。天下之言者必曰：「举二十万众，度百日粮，鸣鼓而攻之，以临不加彊之虏，如孟贲之战婴儿，何往而不可入」！而臣独计，以谓非胜之难，所以入虏者实难。以樊哙之骁悍，自意得十万之众，足以横行于匈奴，而或者曰：樊哙可斩。夫使好奇之人不度是非，不量利害，高论而慷慨，其言固甚可喜，然空语无施于实事，则陛下尚谁取之！今臣则不然，举二十万众，度百日粮，非三年经营之不可。借使以国家之盛，一朝而可集，衔枚缚马口，千里奄至，虽计甚秘，而人固有知之者矣。绵十许州，塘水之浸，以彼入非易，故我入亦难。阻塞而阵，燕亦起而拒白沟之南。兵虽众，食虽充，非胜不能入也。臣请为陛下效臣之狂计：盖昔者尉陀畔越，汉兵出豫章，出会稽，而唐蒙独上书发巴蜀罪人下牂柯，以出越人不意，卒擒尉陀。蜀姜维拒剑阁，邓艾乃潜自阴平，驰无人之地七百里，卒降刘禅。两人者若校之以事而索其情，则皆近乎不知迂直之计。而臣则以谓论越与蜀者，不如是则不可得而入。今虏之势，亦何以异此？臣请先为楼船百艘、精甲万人，浮胶东，待渤海而勿发。使大军出次于王畿，声言以十万出瓦桥。瓦桥敌所备，出亦此，入亦此，在兵法则所谓以正合者也。潜军其东以五万，则自沧趋平州，同时而偕发。潜军其西以五万，则自代趋云州，同时而偕发。平、云非敌之所素备，则沧、代之兵宜易入。两翼偕纵，则燕之东西可扰矣。东军入平州，战且诱，以稍西行，附于瓦桥之大军；西军入云州，战且略，翱翔乎蔚、朔之间，而东以牵制敌势。敌必分军以禦云州，然后瓦桥之大军与东军合势而偕入，则涿州、新城不战而可收。东军既弃平州，平州备少懈，然后渤海之精甲可以乘閒入平州。平州下，则营并举矣。乃间使渤海之师通高丽，曰中国责故地，高丽宜以尔兵从。而析渤海之精甲三千，背道绝险以径中京之南，缭古北之后，夺关而守之，谨守勿战。虏狼顾自救，然后云州之西军鼓而东，以取易州，而与大军合。吾兵益张，乃稍乘胜逐北，则燕城可围矣。度燕城之大，二十七里而止，一人而守地六尺三，围之则满卒三万，守地无馀。以二十万众顿燕南，攻而围之，若适三万，则是野战以拒虏之大军者犹十七万也。度虏之大军，亦不过二十万，尽燕城之大，而以五万人实之不能容矣。虏之名统军在燕城者，其所护契丹、奚、渤海兵马数才满三万，而其曰侍卫在燕城者，骑一万、步一万而止。借使臣所闻未实，虏能益之，度燕城之大，不过容五万则既勃蹊矣。而大军相持，伧囊未决，其势不相救。以三万锐师，济以临冲云梯之械，并力而急攻。间使张良、陈平不爱千金，从反间，以啖城中臣虏之子孙，能以祸福喻其众，使内附者许以封侯万户之赏。彼其在虏，或身居将相，而服衣食饮不免于舆皂之贱，一闻德音，宜有发愤内应，如望并、汾之师者。一人有心，则举燕城之内其势摇矣。燕城可图，则山前后之地虽未尽复，可徐致也。臣又率臣之意料之：使虏能出上策，中国之师始动，虏无空国逆战，亦以二十万拒大军，而更练奇兵间道他径，反乘我隙。我大军远戍深讨，而虏兵出于不意。释燕而自图，则前功一发而尽废；欲勿释耶，而自治未可，安能治人？然而举塞上十许州言之，大军出瓦桥矣，又五万出沧，五万出代，虏亦以其军三析之而应我。沧翼其右，而霸与信安、保定介其间，使坚壁勿战，则虏虽出奇兵，亦必不能入霸、入信安、入保定。代翼其左，而保与广信、安肃介其间，使坚壁勿战，则虏虽能出奇兵，亦必不能入保、入广信、入安肃。何则？吾为之守者素也。置是数者，自渤海之东言之，操舟于水，固非虏之所宜便。而其所不当忽，万一可虞，意者其西北之疆乎？昔唐安禄山以范阳乱，称兵道胡中，犯京兆，不期月耳。臣尝考之图志，则禄山所行，自燕而西，其迹具存，不可不察也。国家方恢复河湟，全秦之力，河湟之所仰，或者思患而豫防之，益全秦之地，以待虏之出于不意，如此而已。臣又率臣之意料之：今单于之才，不闻其沉毅雄勇、敢为难制如冒顿、乌维、颉利、突利等辈比者，其左右贤王谷蠡，亦非有如张说所称阙特勒、暾欲谷之徒超卓过人之才，帖帖然慕中国，学文字，工语言，是口尚乳臭，安知出上策哉！虏计出于数者而皆不能遂，则臣之所料，不过举国兴师、乌合蚁聚而已。使虏先能扼古北口而守之，渤海之舟师无以伺其利，则我东军扼弥老、符家、私亭口之右，以西军扼挑峪、紫荆、金坡口之左，使其东西不能出奇，而后大军鼓行而阵，以挑其南。虏进不能拒，退无所逃，不力战求胜，则必有内顾自保之心。此在兵法，所谓「穷寇」，臣请勿薄勿逼，缓而持之，置曹王、居庸等关而无夺，以开其生路。我亦视白沟之南塘水之浸，所从归者狭，何以异于淮阴泜水之传餐？东西与北三面薄阻，而背阻塘水，则士卒无所往，其心宜固。当是时，陛下得人如韩信，使乘其会，则攘而扼之于井陉，莫利乎此，顾为陛下将者如何耳。临冲云梯，器械致修，士力致完，以中国之善攻，而加不能善守之虏，则二十七里之城而已，何为而不下！燕城下，空其积以赏战士，以臣度之，三年可以无飞挽。自京东西与河朔之列郡，更辇缗谷以实之，临以重臣，列亭障于外，燕可守也。陛下以河湟六城之富，孰与全燕？河湟辽远，城中素空匮，中国且能保而实之，则全燕之富，其易守可知也。惟其城郭邑居、耕田作业、文书约束、营阵行伍，无一不出中国之旧，今以中国之法守之，其民宜易安。燕城既守，则凡石氏之故地犹不尽举者，未之有也。虽然，臣犹有说者，则在乎先胜而后战。夫入人之地，欲其不迷，不可以不知地；索人之情，欲其不匿，不可以不明间。地可知，间可明，而军无选锋，则兵不可以交。有选锋而不较长短，不合外助，则虽多犹寡也。臣请为陛下言所以必胜之道：陛下诚得数十将用之，则何患夫四五者。为今之虑，士已知兵，兵已知战，而臣独过计，以谓今选于班列，以将名官者，患未试而已。夫将欲兴大事，不可以无重臣。重臣，君所信，功业已试，可使士卒素附，可使四夷知畏，可使位重德亦重，可使权重威亦重，可使举一军二十万之众。而重臣得其人，军之命定矣。千夫长、万夫长，才各不同，则举二十万之军，大吏偏裨二百人而后可也。夫安能皆得重臣者而使之？将委之有司之选耶，则天下必有萧何之至明，然后可以知韩信之未试。不然，则赵括之易言不穷，天下几何其不以言而信之？人之才，有不能治一妻一妾者，有不能耘三亩之宅者，持筹挟算，擐甲百万，守地千里，翛然不劳乎其间，忘昔之短也。平居自喜，袒裼而按剑，志如飘风，而闻金鼓之声，失气而死，此人之情也。然则，将其可以不试哉！天下之言兵曰「微妙者祖孙、吴」，然臣以谓是何以异于宋人之遗券，密数其齿，而曰「吾富可待」，岂不误哉！陛下知人能哲，兴大事，选大将帅，既已得其人矣。凡此，臣不敢议。然臣以谓举二十万众而为之吏者二百人，所试者在此而已。子文之治兵，终朝而罢，不戮一人；子玉之治兵，终日而罢，鞭七人，贯三人耳；然而君子与子文。李广之行军，逐水草，不击刁斗；程不识之行军，严斥候，击刁斗自卫；然而士卒乐李广。将之才固不可而一也。孙武之试于吴也，以妇人；孙膑之试于齐也，以上中下马。用之于妇人，用之于驰马，非将之常也。两人者，唯其无所不可用以成功，故卒之武能将吴以入郢，膑能将齐以却魏，岂不用其试哉！骊山之阅，天下擐戎服以令，贤如郭元振，几以失军容而诛；而薛讷、解琬，乃独有不动之军，教使然也。今天下之吏以将名官，握兵柄、习军事者，环列于辅郡，迨数十人。平居无事，大车驷马，洋洋乎国中，与之言兵而不能者几人？若此，臣岂敢以为遂乏才哉！凡所以必待试而后可用者，特不敢以能之于平居无事，而信其用之于仓卒扰攘也。陛下知人则哲，能官人。用人之仁，去其贪；用人之勇，去其暴；用人之智，去其诈。皆得其所以用，则向之四王者，凡可以委之夫将而已。以二十万之军，度百日而后罢，厮役在焉。人日糒二升，则率两日而食，非万石不可。百日则百万，千日则千万，边储不足以给，则不可不权而入之于民。今天下之买爵者，缗钱五千，高得一尉，下乃助教极矣。为之说者曰：「商贾之子孙，不可以揭而加之于民上」。此为说者之过也。天下无赖之民，游手不业，计穷力尽者，皆起而为兵，能犯矢石，致头首，有一日之劳则纡朱怀金，美爵厚廪，往往而加之民上者皆是也，何独至于民而疑之？天下之民，不幸而陷于盗贼，白日杀人而夺之财，亦可弃矣。甚者窜山林，晨夜聚啸，州里为之摇动。其中有一人焉，造利而自言，则赏千金而命之官，未始疑也。则夫商贾之子孙，虽其类则贱，矧未至于盗贼哉！臣请为卖爵如汉故事，惟勿为郎而已，其馀皆可易之以他秩。得比朝籍，与京师官，率能入粟于边满三万石者，为之等级以授，事定而止，不过假百人，粟可充也。昔武帝用晁错议，卒弱匈奴。乃臣区区意窃在此，陛下幸听焉，则其详，有司可得而讲也。何谓之地？夫四夷之与中国，其土地风俗刚柔险易之不同，犹之城市之与山林，并得其宜，各便其欲，未尝同也。百蛮之地，皆阻山负海，远者去王畿数千里。一隅有故，不得已而应。就其近者调之，则兵少不足以用；欲置大军，则病道里之辽，首尾衡决，仓卒不救。设或遂能致之，其土地风俗皆非国之所习知，萃百万之众而顿绝徼之下，欲深入不可，欲致敌不能，譬之逐兔丛林，遇穴而失，则良鸷逸足，犹翱翔傍徨，虽巧而无所效，其理然也。东南、西南群夷，皆绝远致险，论其近而与中国比者，则莫若北胡。古者北胡则本非与中国近且比也，踰塞而北，至于寒露远野，人迹所不至者，乃稍稍屯聚。盖李牧破林胡，虽斥地千里而胡不能吝。自汉至唐，迄于五代，始侵寻曼衍，寖有中国之地。自王畿而言，则白沟之南千里而近耳，置驿十数，则举朔漠之事，十日而传之可闻。城郭邑居，汉也；耕田作业，汉也；文书约束，汉也；营阵行伍，汉也。举山前后之地而言之，无为而非汉者。臣尝披图而观，起白沟趋燕城，二百里而止，居庸、曹王、大安、黍谷、崆峒之山环抱如箕，而燕城峙其中。自白沟而北，众山而南，燕城之四隅在箕中者，其地如掌。由燕城之三隅，东西与北，众山之塞，川关要害，远者不过四百里，近乃二百里而止。山非不可陟也，水非不可涉也，土地风气水泉百物之产，又非中国之所不习也。徒可徒，骑可骑，车可车，何动而不可图？正可正，奇可奇，伏可伏，何动而不如欲？顾为陛下将者如何耳！何谓明间？夫书生之论，以谓仁义之兵无术而自胜。此臣读《孙子》，至所谓「赏莫厚于间，事莫密于间。非圣智不能用间，非仁义不能使间，非微妙不能得间之实」。臣始不信，今乃知之。夫使仁义之兵无术而自胜，则敌众我寡亦胜，敌彊我弱亦胜，敌实我虚亦胜，敌逸我劳亦胜，敌有备我无备亦胜，而圣人者何事乎「教民七年而后即戎」，而其曰「不教民战，是谓弃之」者，又何用也？夫仁义，王者所以无敌于天下，不得已而去焉，兵可去，而去仁义则不安。至于不得已而用兵，仁义非可忘。而所谓权焉者，盖圣人亦多有之，而未尝去也。孙武无王佐之才，而其言有用于王者之事。间，非平日之所宜先也，故「非圣智不能用，非仁义不能使，非微妙不能得其实」，如此而已。圣君参之，以获夷狄之心；贤将持之，以制三军之命；士卒获之，以幸封侯之赏；夷狄取之，则四境不能以是一日而安，其理然也。秦得由余而八国宾，燕入秦关而东胡破，汉厚阏氏而冒顿解，唐语突利而颉利疑，此中国之以间胜夷狄者也。韩王信在胡而匈奴入太原，卢绾在胡而匈奴入上谷，中行说在胡而汉不得美币市匈奴。以至于唐，突厥以万荣侍子而寇瀛州，回纥以仆固怀恩而入泾阳，此夷狄之以间胜中国者也。自昔兵家之用间者，一胜一负，不可得而数。姑以中国夷狄之制胜负者言之：在中国则夷狄忧，在夷狄则中国病，此其理易知而其事难成，不可不察也。今臣以北胡之势言之，山前后之民，大概皆思汉并、汾之事。王师在燕，有谋执其帅而降者，诚能得张良、陈平，不爱千金以致内应，犹反掌耳。唐周鼎失沙州，州人胡服而臣虏，岁时祀父母，衣中国之服，号恸而藏之。河广武梁故时城郭未隳，龙支城耋老见唐使者，拜且泣曰：「顷从军没于此，朝廷尚念之乎」？臣读史书至此，则慨然知燕之地，士大夫之子孙宜有发愤不辱、饮气南首而望王师者，徒患无以发之耳！以契丹之旧法言之，其得汉人皆仆妾役之，仕宦而显者归见其主如旧礼，杀汉人而以牛马偿之，弗诛也。迨萧氏乃始徙汉人益北居，而以契丹、奚、渤海之民杂处幽蓟，杀汉人者如杀人之罪，自以谓汉人之子孙可怀矣。然臣度之，燕之人皆谨厚朴茂，世汉种也，终不能胥而胡。白沟新城，崎立而相望，汉之俗良美也，不幸而子孙世世为虏。痿人不忘起，盲者不忘视，势不可矣。天下诚不乏张良、陈平之智，不爱千金，仗社稷之神灵，所麾前移，所指前死，五间俱起，莫知其道，是谓神纪。裹幽蓟之城，百日而平，使彼粟实可因而食，使彼粟虚可因而墟也。地可知，间可明，夫然后合三军之士而表其技且勇者，此之谓选锋。越有君子五千人，秦之斗士倍于晋，若此皆选锋也。凡兵，尚义而保气。义之所胜，愚可明；气之所加，柔可彊。人之情非有钝利之殊也，顾上所以表之者何如而已。一夫当死市，袒裼而不呼，则千人为之失色。童子按剑而先登，则七尺之丈夫、全躯保妻子者犹为之却也。然则人之情岂固难知也哉？前有大壑临之，则魄堕而惧，狼顾却踵，则身在平地，夫谁肯举足而蹈其危？使为士卒者知有死之荣、无生之辱，夫然后顾平地不为安，蹈大壑不为惧，则攻何患坚城、战何患坚阵哉！吴起临阵，有一夫不胜其勇，遽前取首而还。吴起曰：「虽勇，非吾法也」。斩之。吐蕃逼奉天，浑瑊进单骑驰之，挟虏一将跃而出，一军皆噪。臣以为若此者皆可赏勿诛，而吴起反之，此用兵之过也。锋可选，然而不校长短，则臣以谓兵不可以交，何则？天下皆以北胡为善用兵，而臣独计胡非能出奇合变，循环无穷也，顾其长在骑射而已。自图志言之，多马之地半出于胡，而其能挽弓骑射，盖亦天性使然。赵武灵王变服从胡骑射，而由是以取中山。此其为策之得者，非以其所长制其长哉？冒顿控弦百万，白登之围，骍駹骊白，各以其方之色，自古以马战，未有如此之盛者也。汉武帝中年锐意马备，阡陌之间，盛或成群，比战数胜，匈奴罢极矣，而其后亦以马少不能复出。则度汉之能以其长弊匈奴，亦在骑不在徒，明矣。唐薛延陀不知以所长抗中国，而自恃其数以徒胜，执马者既收，而徒不能复为，卒以取败。胡人自是益自知其短于徒，而中国亦暴其所长而术制之。比者朝廷置骑射，又教民蕃马，意良而法美矣。而或者民之马虽蕃而未教，故臣以谓置义勇、置保甲，则民马皆可以假而习。夫马生其水土，则人心可知。然而教训之不安，以之当胡马之新羁，朝夕驰骋乎荆棘斥泽之地，体安而心调者，恐非敌也。陛下诚用臣说，则义勇、保甲之籍于民者，方其教时，皆使之习骑，骑不足，则更借之乎民马尝入而藉诸官者，番假之，则民力不劳而马不病。不过三年，天下皆可用之马。以是佐军，则汉之战何以易此！虽然，犹有所需者，则外助而已。自昔为国，未尝不以夷狄制夷狄，其说以谓海滨之蚌鹬，两自毙，而后人能并得之。匈奴方病汉，而乌孙、昆弥亦自以不得与中国通，汉藉乌孙抚诸夷，以孤匈奴之外援。校尉常惠护五将军兵击胡，而昆弥常力战为汉军锋，所杀过当，匈奴遂虚。于是丁令攻其北，乌桓入其东，乌孙击其西，而匈奴析其兵支三敌国，以南与汉争一旦之命，卒以困弱，至于裂五单于，昆弥与有助也。臣尝譬之乡邑之小盗，三人而为辈，则百不得以力擒一人焉；争财而不平，则二人者不制而自弊。何则？其素相知者审也。陛下南面负扆，冠带而朝百夷，四海之内、八荒之外心有所怀，唯上之所命。乃者高丽折于胡，不敢越辽而西，以效其一日之力于中国。陛下能抚之，至绝海蹈越，绵数千里而入贡阙廷。陛下嘉纳，遣赐报聘，增美于祖宗之礼。臣闻之，其国见使者至，皆欢喜拥道，自庆未始获也。彼其折于胡久矣，宜有以逞其志如乌孙、昆弥者，而臣未敢言焉。凡此数者，陛下得一重臣而委之，与在廷一二之士尝得预闻腹心者，皆可以使之杂而议，然后臣之策庶几乎可效也。兵既定，石氏之故地已复，臣请谨封疆，严斥候，戒边吏，无得以非中国之地而利丝毫以为功，且示圣人以天下为度，而致诚信以结之。虏虽失燕，知其本中国之旧而不以为吝，中国亦与之讲好修聘，欢犹昔时，可使如伯氏之夺邑，没齿而无怨言，此百世之计也。臣身未尝为吏，则凡国中之议，是非利害不知其果何从。姑以臣深思所得，发于畎亩愤悱之忠而不能以自掩者，献之阙下。陛下好问如虞舜，亦幸择焉。韩愈曰：「凡此蔡功，惟断乃成」。故臣至此犹愿致其愚者，则曰必行而已。以臣之幼而学、壮而欲行之心，而又幸出于圣人之世、三代之时，以戴非常之治，沐无穷之休，褒衣博带，学古人之事，而名诸生之列。每闻陛下德音，虽在市井草莽，欣喜自幸，如第五伦。其所愿伸喙道说、以求补于万一者，岂特此书之所叙而已！然臣窃以谓礼乐为大，而必其所先举者已定，天下晏然，然后礼不制而备，乐不作而洽。区区之愚，盖在于此。臣身贱迹外，其学甚野，辄敢不避鈇质之诛，而冒言其所不当预之事，怀不能忍，愤悱自致，无以异于传之所谓怒蛙，而幸人君之一式。陛下揭日月之光，而蔀屋之幽得以容，则臣疏远之言庶几乎可采而无罪。若乃安畎亩之贱，而不知圣人之世、三代之时、非常之治、无穷之休、亲逢之会为难遭，则臣之伥伥不出门庭，其失时亦极矣。伏惟陛下万机之閒，一留神听焉，天下幸甚，天下幸甚！臣无任俯伏待诏激切之至。臣补之诚惶诚恐，谨昧死再拜。

臣于建炎四年春末，车驾在绍兴府日，尝具奏韩世忠已于镇江府江心舣舟，邀截住金帅四太子人马，未得济渡。乞车驾进幸浙西，号令诸将前去江上夹击金人。又具奏闻，以万乘之尊，伏雷霆之势，车驾所至，自可以耸动人心，销弭群慝。此议未决，而臣罢政，其事不行（原注：臣罢左仆射告词云：「下吴门之诏，则有失于先时；请浙右之行，则力违于众议。」）。去岁秋末，敌骑初到淮甸。陛下奋然决策，下亲征之诏。大驾进幸平江，诸将罔敢退缩。斩获既众，金遂退师。此乃皇天悔祸，开悟圣衷，宗社有灵，遂将恢复之兆也。臣尝考五代时耶律氏方彊，德光举兵破汴京之际，大辽彊盛，自古亦罕闻也。不数年，周世宗即位，慨然有攘却之心，亲统诸军，巡行塞上。其出师也，自乾宁军御楼舡入黄河，顺流而下，故北取三关，兵不血刃（原注：瓦桥关乃雄州，高阳关乃河间府，益津关乃霸州。）。欧阳修撰《五代史》云：「世宗英武之材可谓雄杰，其料强弱，较彼我，非明于决胜者孰能至哉」？伏望睿明，深思熟虑。若夏初进兵北伐，乞暂时移跸，权驻镇江，训饬大将，抚循战士讫遣之。此帝王之盛举也。尝观汉高祖、唐太宗取天下，栉风沐雨，躬临行阵。况陛下天资圣武，精于驰射，何惮而不行哉？乞赐睿察。

右，臣准吏部牒，备坐都省劄子：臣僚上言，边事未宁，乞大询众庶备禦之策。圣旨令行在职事官以上具所见实封闻奏，仍限五日者。臣以疏拙不才，罪戾废弃之馀，仰蒙陛下过听收召，今者备列六官之长。恩厚德大，虽在承平无事之时，犹当感激奋励，图报万一，况此中外艰虞，陛下焦劳旰食，日不暇给之际，且复屈己下逮，思尽群策，主忧臣辱，义当即死，虽其愚陋，敢不竭尽犬马之诚，或冀千虑一得。窃惟逆虏不道，凭陵中国，四年于兹矣。所举无不中，所为无不成，卒莫能少挫其锋者，岂以荒秽暴起之馀，越数千里之地，虐用其民二十馀年，叛天逆理，流毒于我，而我合天下之智，真不能与之抗乎？其患在于始谋不臧，动失机会，因循横溃，养成其势。是以在彼者日益肆，在我者日益困，于今救之于末，为愈难也。夫兵，机事也，不度时，不料敌，则不可为。故机会一失，则为之每难于靖康之初矣。若以今春视去冬，盖又有难者焉。去冬所闻出没于陕西、河北之间者，或曰游骑，或曰签军，未知主谋总众者何人。今闻粘罕尝亲至相州，又至濮州，又至开德府，是主兵者在粘罕，此难者一也。去冬以开德府守河，我尚恃河以保南境，故虏屡击桥，我辄争得之。今开德既陷，河已非我有，则河南之地，惟虏所欲往，此难者二也。去冬河北、京东诸郡存者尚众，南倚开德，北倚大名，东倚东平，此三大镇者鼎足相峙，而沧州又在其北，德、博与濮更为唇齿，其力犹足以相抗。今惟东平岿然独当宋魏之冲，沧州孤绝在后，此难者三也。南京自古最为南北咽喉关键，唐安史之乱，张巡、许远以死守之，卒全江淮。今又京师粮道所寄，沿汴而下，距维扬无十日之程，视唐利害尤重。澶、魏既破，道途之言皆谓虏骑尝已至楚丘，万一遂薄南京，则上可绝京师，下可迫楚、泗，此难者四也。京东、河北诸郡初固皆欲死守，故我力虽不能经纪，而一方自为婴城之计，民社各欲保其乡里者，犹有可恃。自开德等陷，人情震骇，皆无固志，闻德州乃望风迎降，而巡社之民亦或反为之用，则见存诸郡岂复可保？此难者五也。只此三两月之间，难易不同，又复如此，不早为计，虏既多得吾地，遂择膏腴利便之所以为巢穴，重诱吾民，胁之以威，骎骎四出，今日复振，则三两月复陷一州，以渐及于东南。取者不复可得，陷者不可复振，则三两月之后，其救之岂不更难于今日乎？又况猖蹶之志，有不止于此者。臣窃观虏前年冬、去年春，先破西京、长安而去，冬抽还陕西、京西军马，未几河北、京东诸郡相继遂陷。盖其为谋自有次第，是必欲潜窥淮甸，而惧京西、陕西与河北之民踵蹑其后，故先去其援。今既得志矣，则乘间而南。不在今春，必在今秋。若先自单州趋南京，次又趋宿州，次又自淮阳军趋楚州，则沿汴一带皆不可枝梧。然是特为淮甸虑而已，何者？我犹可恃江以为之限也。若更分兵，一自陈、颍出和州，渡宣化、采石以趋金陵，一自唐、汝出襄阳，抵鄂州、荆南以处上流，则长江之险，我亦不得专，吾复何以为计哉！此臣所以私忧也。为今之计，必先深戒靖康机会之失，然后论起备禦之策。所为靖康之失者何也？固守京师而不知避是也。古之帝王一岁而四巡狩，初不以为难。后世巡狩之礼虽废，然事有急缓，必不得已而从权者，未尝有人主跬步不去王室之义。臣在经筵，尝因魏惠王迁都于梁之事论之矣，以谓王者无故而迁都则不可，因事而巡狩则无不可。自昔变难扰攘之际，未有不因迁避而存、迟疑固守而亡。故唐明皇以安禄山幸蜀，代宗以吐藩幸陕，德宗以朱泚幸梁，僖宗以黄巢再幸蜀。此五君者，虽一时不免奔趋远适之劳，而后日皆保安全无事之福。惟晋成帝当苏峻之变而不避故危，梁武帝当侯景之乱而不避故亡。此已事之明验，不待深考而知者。靖康主谋之臣不知论此，乃合迁都巡狩为一事，不料敌之弱彊，不度我之胜负，徒袭宣和末议，以固守京师为得计，已大误矣。又复决意谓虏必不再至，远则边境未尝为防托力拒之谋，近则大河未尝为经画必守之计，终岁分争于口舌之间者，仅在战和二说，以逞其私。缓其所可急，急其所可缓，逮期至事迫，始命李回复蹈何瓘之覆辙，以数万众守河，而旋设四辅。回至则尽溃，四辅兵未集，虏已过河，讫束手不能效一战，祸遂至于不可言，此天下所以痛心疾首不能释也。今扬州则京师也，东京、京西见存诸郡则边境也，长淮则大河也。陛下视靖康之失如彼，则今日之图其缓急先后宜如何哉？且天子居而在京师，则以京师为家，而外以经营四方；出而在外，则择外之安存深固之地为家，而外以经营四境。为家者一定，应事之机，往来进退，而以马上治之，固不以所一定者自为域也。汉高帝起于汉中，东向而当项羽，故以咸阳为家，而萧何守之。咸阳有定，而高帝往来进退，必至于擒羽者，未尝有定也。光武起于南阳，西向而当群贼，故以河内为家，而以寇恂守之。河内有定，而光武之往来进退，必至于诛贼者，未尝有定也。使高帝不离咸阳，光武不离河内，不唯天下得失未可必，安知无坐困于敌人者哉？臣愚以谓，今隆祐太后、六宫既在钱塘者，陛下之咸阳、河内，所宜为家者也。陛下若定家钱塘，銮舆进则负江而北，退则阻江而南，惟便利之所在，不必固守维扬，以顺动为重。陛下与大臣讲此宜详矣。今虏猖蹶大约已可见，臣所不知者，朝暮缓急之势也。慎重国体，固欲举措得宜；精审敌情，亦必机会中节。伏望陛下博通下情，广远斥候。如势必至于过江，则愿以进退顺动之意预定其期，亟下诏书，明喻中外，无幸其不来，而使得仓猝乘吾不意。所处既定，扈从臣子之心安矣，四方形势之望彊矣，则备禦之策，惟吾力行而已。臣谓今日之务，有当为而未可为者，有不可不为者，有不得已而预为者。臣闻虏虽得吾两河诸郡，然事势犹未成，人心犹未一，吾能乘其未成未一之际，并兵力战，复过大河，以与河北见在诸郡山寨水寨之众相为表里，因以待衅驱逐，使不得安吾境，此当为者也，然势未可为。先且厚慰抚两河，然后专事京东、京西、淮南控扼之地，谋其藩篱，内拒淮为险，以塞南牧之路，使不得觊觎，此不可不为者也，则当速为。淮狭而难守，江阔而易守，万一三路藩篱不能捍，而淮不可保，必退而守江，则镇江、金陵与上游荆南、襄、鄂之地，择其要害，抗以舟师，此不得已而为之者也，然不可不预为。请试一二陈之。今夫虏之骤彊，诚天假之，连年战胜之威百倍于我。两至京城，如蹈无人之境，残破州郡，唯其所欲，我之不敌，亦已审矣。而臣方以可复过河驱逐出境者，夫较彊弱虽在力，而论强弱所由致则在理。天下无常弱，唯理之所在而已。我得其理，则其气伸；其气伸，则其势不激而自彊，不在力之众也。我失其理，则其气屈；其气屈，则其势不挫而自弱，不在力之寡也。昔后唐庄宗父事契丹阿保机，及庄宗之难，阿保机谓其使者姚坤曰：「吾闻此儿有宫婢二千人、乐官千人，放鹰走狗，嗜酒好色，任用不肖，不惜人民，此其所以败也。我自闻其祸，则举家断酒，解放鹰犬，罢散乐官。我亦有诸部乐官千人，非公宴不用」。由此言之，虏虽非人类，未可谓冥然全无知识者也。及德光援石敬瑭，破张达，敬瑭问所以速战而胜者，曰：「吾谓唐兵能守雁门而扼诸险，则事未可知。今兵长驱深入而无阻，吾知大事必济。且吾兵多难久，宜以神速破之，此所以胜也」。然则德光虽彊，亦必视形势地利，度其所可济而后决胜。宣和之末，边臣失计，既与虏通，又与之来，我中国政事之过，觇之多矣。深谋狡智，乘我而重轻之者，既已窥于前，逮其两入，我所以待之者未尝有一事一为当其节，彼复谓我无能为而可侮者，又有以察于后，则饱其吞噬之气，以驯致其彊者，岂无自而然哉？今陛下若能监宣和致寇之失，而一切尽反之，屏声色，远谗佞，抑侥倖，戒奢靡，简诛求，抚彫瘵，凡可以兴衰扶危者无不为。左右大臣能承陛下之意，深求靖康误国之弊，而一切尽矫之，收人心，作士气，择将帅，练军伍，较地利，料敌情，凡可以救灾捍患者无不举。夫彼既以是觇而乘我，亦必以是觇我而知其不可乘；既以是察而侮我，亦必以是察我而知其不可侮。我亦持此感人而人服，率此用众而众从，其理一易，而气随之，彼岂终怙其彊，我岂终屈其弱乎？且周世宗之兴，中国、契丹之势未有以异也，奋然一起，以唐晋之兵治唐晋之敌，不血刃而复三关，虏遁逃折北之不暇，彊弱之易变，于此可见矣。窃闻两河山寨水寨之民动以万计，其怨虏深入骨髓，仰怀祖宗二百年德泽蟠结之久，南向号呼，以待中国之救者，未尝一日而忘。我诚能力行前之所陈于内，而使人重抚此遗民，以收其用于外，数月之后，徐为大举，臣知大势一返，当如转圜石于千仞之上。王寻之师非不众，而光武破之于昆阳；曹操之师非不彊，而周瑜败之于赤壁；苻坚之师非不锐，而谢玄溃之于淝水。事不至此，未可以定中兴之期，所谓当为而未可为者此也。天下之势在州郡，州郡能立形势者在将与兵。祖宗以来，处河北、河东、陕西三边之术略可见矣。总之有帅，命之有将，属之有兵。以某郡为帅府，则与之将者若干人，与之兵者若干人。险要之地如何为堡寨，捍禦之卒如何为屯戍，如是而守，如是而战，如是而分，如是而合，有定法也。其自中出者，唯选帅命将、出师之节而已。臣独怪兵兴之后，我之境土日蹙，则前日号为边面者皆迤逦次迁于腹里，而朝廷未尝以三边之法处之。除一二大帅之外，其馀州郡虽与敌境相接，犹一用承平故事，吏按籍，以书生文吏计资考而为之守，朝夕所从事犹在簿书狱讼、期会往来之间，将之有无未尝问也，兵之多寡未尝知也。忽遇卒变于内，盗贼聚于外，则时出行在之兵为之诛讨，事已复归，泰然相忘，守一定之法，而治不急之务，与从容无事之时无以异。主兵者不过兵官巡尉，为兵者不过弓手疲卒。幸而随其守之才，或粗能招集军民，或其僚属间有可用，皆各出私意，自保朝暮，帅臣有名无实，一旦有事，战守无所取谋，合散无所听命，胜不相闻，败不相救。如向者颍昌、蔡州等诸郡弃城逃遁，守臣例不过以力不足藉口，朝廷亦莫能诘。而日近濮州、冀州等处虽能固守，外无一兵一骑以为之援，亦卒至于陷没而后已。以此治边面，虏何惧而不吾侵也？臣愿亟取淮南、京东、京西三路要害之郡与虏相近者，一以前日三路极边之法治之。东则郓州、徐州、南京，西则颍州，寿州、和州，南则唐州、襄州、荆南，各随其远近立为军数，或使之召募，或为之分隶，而命以大将，与其帅参治。中择近臣明敏宏毅、忠信沉远者一人为之总帅，以节制之，小郡与偏裨联于大郡，大郡与将联于总帅。应州郡常事一皆命之馀官，守将专领军事，各条其所当为者上之，朝廷为择其可者颁于总帅，而授于所部。虏未至则如何守，既至则如何战，攻某州则某州应援，入某地则某州牵制，预定成算，日久按习，缓急有事，举而尽行，必使腹心可以相倚，臂指可以相及。守者如檀道济之在寿阳，援者如曹景宗之在钟离，击者如韦睿之在合肥，拒者如臧质之在盱眙。纵今人才寡少，未必皆得如数人，然不可不以是求而用之。虽未能克敌，岂遽以单弱奔溃孤绝陷没乎？所谓不可不为而速为者此也。保江，下策也。虏势既未可测，则我亦当为不可测之备。去年秋，始获进对，即尝论虏或宿师河洛，分兵鼓行，直趋襄沔，横据荆渚，因我舟楫人卒顺流进逼江左，即王浚等入吴之路，以为彼之上策。自许、蔡而南，一出历阳，俓断采石，以趋金陵，即苏峻所从乱晋、本朝曹彬所从下江南，以为彼之中策。是时河南与京东诸郡尚存，虏之去就犹远，姑自河洛言之而已。今既不止于此，则尤当过为之防。敢终言其详。自古有事于东南，未尝不先以舟师出上流，盖所以夺我者，以势不以力也。王浚自益州至荆南，作大船，连舫百二十步，受二千馀人，以木为城，驰马其上。及既进，自巴丘十四日至牛渚。苏峻在历阳，即今和州，其袭姑熟，进慈湖，盖今太平州之间，由采石而渡。我曹彬下李氏，亦循用其迹。虏骑去春尝已至汝州、蔡州矣。自汝州入襄州，至荆渚，自蔡州入光州，至历阳，固不难，则江之可防非一道也。然是犹有可言者，浚与彬皆中国人也，浚在益州作船，七年而后成。度虏虽得荆南，其势未必遽能至是。然虏多燕人，粗能知书，或窃取浚之馀意而效之，与袭苏峻之故道，则亦未易可当。但其驱我人而用之，吾固亦可以我人而拒之，无足惮者。若欲自为之谋，则弃鞍马、事舟楫，舍所长而用所短，我视平原易地，得算为终多也，唯控扼者如何耳。臣尝建议，欲以鄂州与荆南别为一路，置帅府。此实上流控扼之要，而襄汉之所从出，吴孙氏尝都以拒魏，唐始以岳鄂为观察使，后升为节度，其意可见。若镇江、金陵，韩滉在唐，最为近事。筑石头五城，修坞壁，起建业，抵京岘，楼雉相望。建业即金陵，京岘即镇江之境也。造楼船三千柁，以舟师由海门大阅至申浦，复与扬州陈少游以甲士三千临江，会于金山。当朱泚之乱，东南赖以安静。今车驾或驻两浙，则镇江、金陵尤所当先治。舟师不讲已久，去冬虽尝募海船四百馀艘于镇江，然而战阵之习未闻其严也。镇江之师止可为镇江之用，未见金陵所以待上流者，江东之备当以江东之舟与人用之。又镇江有子城而无外城，未有无城而能守险者。今若速以鄂州与荆南各分一路以抗于上，而命镇江、金陵、扬州三帅力举韩滉故事修之以至于下，则彼度地之利害，较技之短长，必有觇而知畏者。所谓不得已而预为者此也。恭惟陛下以圣神文武之资，诞受中兴之业，躬履艰勤，克己愿治，其长虑却顾宜无不至，今日复以虏势之迫，下询于众。《易》曰：「天地设位，圣人成能。人谋鬼谋，百姓与能」。夫圣人成天地之能，而并立于其间者，不过明则谋之人，幽则谋之鬼。而百姓之安危，天下之安危也，既尽人谋而同其安危，则内可以保一己，外有以保天下，百姓其谁舍之乎？《洪范》九畴，其次七稽疑曰：「汝有大疑，谋及乃心，谋及卿士，谋及庶人，谋及卜筮。汝则从，龟从，筮从，卿士从，庶民从，是之谓大同。身其康彊，子孙其逢吉」。谋众稽疑之道，其效盖如此。陛下既用是道，则不可不求是效。若臣所见，常智皆所共察，利害得失，显然易明，窃料陛下亦尝熟计于胸中矣。今卿士之言亦或宜有与臣同者。陛下果尝计于胸中，而臣又言之，卿士又同之，则愿陛下断而必行耳。虽然，陛下无乃以方祈请二圣，宇文虚中奉使未回，意和议可恃，不欲重见兵端乎？臣以为不然。夫靖康所以旷日持久、不力为备者，正以耿南仲持和议，堕虏计中而不悟。今虚中之请，成否未可知，安可舍目前之急，而待万里之报？盍姑存其说而不废。幸而有成，不过虚为之备；如其不成，固无后悔。况必欲还二圣，非我形势先彊，彼肯遽有顺从？今但自为备，非彼见迫，我不交锋，不可谓之兵端。臣智识凡陋，思虑短狭，不足以仰塞明诏，不胜拳拳忧国爱君之诚，惟陛下垂惠采择。干冒天威，臣无任惶惧激切屏营之至。谨录奏闻，伏候敕旨。

旧见里中人藏此本，卷末有何子楚跋语云：「石晋之乱，契丹自中原辇国货图书至真定。德光死，汉祖起太原，遂弃此石于中山。庆历中，其石归李学究。李死，其子始摹以售人，后负官缗。宋景文为帅，出公帑代输，取石匣藏库中，非交旧莫得见。熙宁中薛师正为守，其子绍彭别刻本易归长安。大观閒，诏取石龛置宣和殿。丙午，与岐阳石鼓俱载以北」。子楚，余不熟其为人，而其说之详如此，恐或有所传承也。晚又得姚合升跋范元卿郎中本云：「庆历中，宋景文为定帅。有游子携此石走四方，最后死营妓家。伶人孟水清取以献，子京爱而不受，留之公帑。元丰中，薛师正为帅，始携石去。其长子留赝本于郡，镵去『湍流带右天』五字以为验」。令升之说如此，顾与何君山不合，未知孰是。顺伯出此本，欲余著语。余曰：「右军落笔时真有神助，醒后更写数十本，皆不及。想其妙处，虽右军自不能形容。余尚何言」？辄书所闻二说于后，期与博闻君子共考订之。沈揆。